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就在北大荒农场人夜以继日地在汛期到来前抢收小麦之时，我则用两个旅行袋装着由李凤兰和台自新老师帮忙张罗的40斤小米便兴匆匆地赶回江城市渡暑假去了。
早在假期到来前夕，从贵章哥的来信即获知家中的生活境况已开始有了明显的“向好”迹象：其一是母亲的谋生方式已由卖“干调”转换为在江南二中至七商店区间多个固定售卖点开始轮流坐桩“卖冰棍”，且收入远远高于做“干调”生意。“卖冰棍”钱是真不少赚，就是“太熬人”，毎天晚上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总得忙到最后一班车才能“收摊儿”回淑峰姐家休息。其二是贵章哥利用课余时间骑着我曾骑过多年的“老飞鸽”，驮着“冰棍厢”也开始在江南二中一带走街串巷卖起了“冰棍儿”，且亦能适度补贴家用。期间，他曾多次把“冰棍儿”卖到大学老师家门口，感动得老师从此还能间或为他“卖冰棍儿”提供时间上的便利。其三是老五、老六也都能在课余时间往家里划拉一些“水果蔬菜”替母亲适当减轻生活负担了。其四是由于母亲和淑峰姐多次从正面给市一建领导施压，大哥的福利房不日将有着落，届时全家人就可回归西关老宅居住了。凡此种种，均说明一家人很快就要终结在茫茫人世间的“漂萍岁月”，登上阳光灿烂的“彼岸”。
这些新迹象的出现，让我这位远在异乡游子郁结的内心一下变得豁然开朗起来。它让我好象看到被生活重压折磨得无比苍老的母亲，脸上开始绽放出开心的笑意。生活尽管依然忙累而又清苦，但这个充满阳光和暑热的夏季毕竟还是让她的腰包变得“鼓溜”起来。
经过24小时的旅途颠簸，归心似箭的我终在第二天中午12点赶到了淑峰姐家。此时，过了暑期就该上小学一年的妹妹于丽正哄着金巍金迪两个外甥女在家玩耍。我进了屋，放下旅行包后即到厨房弄饭去了。大概10分钟后淑峰姐还有老五、老六都相继赶了回来。看到我回到家中，姐弟之间先是一顿亲热，然后姐姐就给我们擀面片做午饭去了。
吃过午饭后，淑峰姐接着去上班，我则因迫切想见母亲，便让老六陪我前去七商店“冷饮轮售点”了。
说来也怪，一个年近25岁的堂堂男子汉在脚跟踩上故乡土地后，不知为何思念母亲的情感反倒更加强烈了。好像跟母亲若不能尽快得以相见，我的心就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
怀着急切盼见母亲的心绪，我跟老六在二中又倒乘无轨电车向江南“七商店”赶去。在途经“银花宾馆”时，老六用手一指路西马路边一位40多岁长相端庄秀丽的女人对我说道：“四哥，你看那个卖冰棍的人是谁？”
我定睛细瞧，随后惊道：“哎呀，那不是大嫂吗！怎么她也干这个买卖了？”
“可不，比妈干得早多了！”久章回复道。
由此，一个新的判断立马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看来“卖冰棍”一定是桩很赚钱的生意，否则大嫂怎么会放下架子不顾在马路边风吹日晒跻身“卖冰棍”的行列呢？
有轨电车很快就到达了“七商店”落车点。我跟老六快速下车向母亲那边走去。
此时，正值盛夏一天最热的时间段。在距母亲50米开外时我就看见母亲身着一幅白围裙，头戴一顶白帽向过往行人大声吆喝着：
“冰棍—！冰棍—！新上的大长屯冰棍喽—！”
听得母亲的叫卖声，我就象听到了一首最动听的歌声，又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奔向母亲的脚步……
此时，约有5个人在那抢买“冰棍儿”。故我只好先站在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等候。
稍过片刻，忙碌的母亲总算清静下来。直到这时久章才走过去跟母亲搭了话：“妈，你看谁来了？”
母亲一抬头便望见了站在树下的我：“孝章啊！啥时候到家的？”一边说着，一边给我递来了一支冰棍儿。
“妈，我是中午到家的。您就消停卖冰棍好了，我在这儿陪您！”我望着汗抹流水的母亲笑盈盈地回复道。
母子情是人世间一种无可替代的特别情感。我跟母亲情深意厚主要植根于两个重要人生时段：
第一时段：是“生父突然病殁”后的1965年至1969年。
原本生活幸福的一家人，因生龙活虎的父亲突然亡故而使母亲和5个子女骤然如坠万丈深渊。那一年母亲39岁，我刚满7岁，正好是能清楚记得母亲承受诸多苦难的年纪。而年龄稍小一些的老五、老六记不得母亲的难处也实属正常。然而我却是母亲历经种种苦难的目击者，固对母亲也就有了切入骨髓的记忆：
首先，母亲是悍卫子女生存扶养权的楷模。只记得父亲是在江边大便时连裤子都没提上便因脑溢血一头栽到地上“七窍流血”而撒手人寰的。父亲的骤然病逝使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下来。原本面相佼好，容颜靓丽的母亲由于一连多日茶饭不思，水米不进，且又昼夜以泪洗面，故早已憔瘁得不象个人样。原本母亲只是个在家相夫教子且毫无一技之长的家庭主妇，面对“天塌”般的生活重压，她彻底蒙了，不知道她和5个孩子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已近风烛残年的姥爷来了，他劝母亲为了孩子还是再找个人吧，但倔犟的母亲没有点头；在外面当兵见过世面的大舅来了，他说找个人帮养孩子不丢人，可母亲还是把头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陈氏同门原“当家人”二大爷来了，建议可否与同门一个刚没了老伴的宗亲打伙再建家庭，母亲依旧婉言谢绝。最后，在众亲友的劝说下为给尚在襁褓中的老六久章找个活路，母亲总算勉强同意把老六叫人给领养了。但也许命里注定久章要跟兄弟姐妹同生共死，那位好心的领养人只把久章带回家中住了一宿却因久章哭得死去活来，无奈人家又给送了回来。见此情形，肝肠寸断的母亲把脚一跺心一横，说道：“谁都不给了，往后能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其次，母亲是坚决不向各种淫威妥协屈服的做人典范。经过一段时间的痛定思痛，母亲终又回归理性。此时，在她看来当时最大的难题还是一家6口人的吃饭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天靠地都是不灵验的，只能靠自己。于是她擦干眼泪，把孩子往家一放便走出去找活赚钱了。母亲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头道码头下坎的“切面作坊”做切面工，月薪24元。这份工作的优点是室内劳作，不受风雨之苦，但得随时听候老板的使唤和吆喝。用现在的话说，那家切面作坊实际就是一家“夫妻店”。解放前店老板是“石胖子”的老丈人。后来在把“石胖子”招赘为婿后才把店传给了“石胖子”经营。按说，这么个小作坊不需聘工也忙得过来，但石胖子跟老婆说雇个面像好点的女工在前面撑门面有助“揽生”。石胖子老婆“吧嗒嘴”一想觉得胖子说得有道理，所以也就同意雇佣了我的母亲。自打母亲做了这家“小作坊”的切面工后，生意还真就比以前好了不少，乐得石胖子俩口子整天眉开眼笑。
其实石胖子是个颇有算计的精明人。当初雇我母亲他首先看中的就是长相，只是碍于他那贼溜溜的老婆看得紧，才没敢立马暴露出“好色之心”。母亲打工满一个月后，石胖子自觉跟母亲很熟了，开始一点点地放肆起来，有时趁他老婆不注意不是在母亲的手上摸一把，就是往母亲的臀部蹭一下。她的下作行为令母亲简直厌恶至极，但因没干满整月无法算工钱，母亲还是咬牙忍了下来。
类似事例的演变历来都存在非此即彼两个结果：“隐忍”有时的确是息事宁人的上上之策，正所谓“忍字头上一把刀，退一步海阔天高”。但有的时候“隐忍”也是促发矛盾的“催化剂”。比如这石胖子见三番五次的“撩骚”，母亲都没有还以颜色，还误以为母亲怕丢了这份工作呢，于是便开始登鼻子上脸了。一天，石胖子趁她老婆去隔壁馅饼铺排队买馅饼之机开始实施他的龌龊计划了。他先是往母亲的围裙兜里塞了20块钱，然后接着就把散发着烟臭味的嘴巴哄到了母亲的面颊上。只见母亲突然扬起正在和面的手，照着石胖子的脸“啪”地就是一巴掌，打得石胖子就象个京剧舞台上的“丑角”满脸都是面粉。同时骂道：“你个不要脸的老流氓！”
恰在这时，石胖子的老婆走进屋来，看到石胖子的狼狈相她知道她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老娘现在正式声明，我不干了！”母亲边说，边解下围裙、摘去白帽，又随手掏出石胖子刚塞进母亲裙兜的20块钱，指着石胖子气愤地说道：“这是老流氓刚才为占我便宜给我的赏钱，再有5天就是开支的日子了，钱我就不还了！工我也不打了！”
在听到母亲说出这句后，只见石胖子老婆把刚买的馅饼一下掼到石胖子脸上，同时还随口骂道：“你个骚货！老流氓！改不了吃屎的东西！”
母亲去意已决，她已无心再继续观战了，故迅速转身离开了这个充满罪恶的切面作坊。
再次，母亲是敢于挑战未知领域的真的猛士。大文豪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那篇杂文中曾把刘和珍君称为“真的猛士”。在我看来，母亲也同样是一位敢于勇闯未知领域的真的猛士。自打母亲离开切面作坊后，她曾先后进饭店刷过盘子；到北山果菜市场挑过菜；去建筑工地当过小工。但挣到的钱仍是让孩子们无法吃上饱饭。就在母亲走投无路的时候，同院邻居老邹小红的母亲给老妈指点了“迷津”：即学理发，掌握“一技之长”。
为此，母亲迅速买了理发的全套工具。初期每晚都去老邹家讨教，然后回家先拿我们哥几个的脑袋练手。待初步掌握了入门技巧后，母亲就开始打着“唤头”走街串巷地做起了剃头生意。
母亲这一辈子的过人之处就是“苦情戏”演得特别棒。她往往可以通过眼泪扫清一切沟通障碍。女人的心都是水做的，女人跟女人之间最怕的就是眼泪。初期涉足理发行当，不论大人小孩没有一个对母亲的理发技术认可的。对她来说，顾客就是“上帝”，没有“上帝”的捧场理发的活儿是没法儿干的。
一次暑假期间，母亲在西大营附近给一个放假的高中生理发。母亲刚一上手就觉得这个孩子“挺矫情”，总是指手划脚让按他的要求去剃。母亲的手把本来就不是很娴熟，加之这个人的东比西划，结果把头发剃得头茬不齐，冷眼看去就象狗啃一样老“砢碜了”，气得那个中学生一把从母亲手中夺过小镜摔到地上，随口骂道：“你剃的这是哪国的头？不剃我兴许还能谈成对象，剃了非得谈黄了不可！”
看到中学生一脸愤怒的样子，母亲知道今天的台阶不好下了。这时，中学生的母亲来了，母亲趁她尚未发飚之前立马先发制人给中学生的母亲当场跪下了，然后满怀歉意地说道：
“大妹子，实在抱歉！我丈夫刚死不久，5个孩子正在家等着吃饭。我初学理发，手艺不精把你孩子头剃坏了，我认打认罚，你们想咋办都中！”说罢，眼泪扑漱漱地流了下来。
中学生的母亲本来想大发雷霆的，看到母亲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又立马转怒为喜安慰起母亲来了：
“老姐姐，话不能这么说，谁还没个危难遭灾，马失前蹄的时候，一回生，二回熟吗！以后这孩子的头还给你剃！”说完立马伏下身把母亲搀扶起来，并一分不少地照付了1.5毛的剃头钱。
站起身来的母亲坚辞拒收，但中学生的母亲却有些急了：“老姐姐，你今天若不收这剃头钱，今后我的家门你就不要再进了！”
面对中学生母亲真诚而又执拗的样子，母亲也只能见好就收了。从此，这户人家成了母亲拉下的跌杆“主头”，并一直延续到母亲西去镇赉之时。
第二时段：是“继父突然病逝”后的1973年到1980年。
要说母亲的命也真苦。时隔8年后跟生父一样的悲剧又复制到了继父身上。而且患的都是突发性“脑溢血”。两位父亲的相似之处是：其一，均属毫无先兆的突发性猝死，甚至连句遗言都未曾留下。其二，都给母亲留下一个不到周岁的婴幼儿，生父留下的老六当时仅6个月大；继父留下的女儿于丽只有10个月大。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女人在不到10年时间要经历两次“塌天之祸”那得需要多么大的承受力呀！的确，继父去逝后的前五天，母亲几乎一眼没眨，体重从120斤直接锐减到90斤。此外，同比生父去逝还有一个更难的情况。即当时全家正被下放到举目无亲的镇赉偏僻乡村腰杭乃，根本得不到众亲友的近距离帮衬，一切生活困难均靠母亲和14岁的我去承担。那段岁月摆在母亲和家人面前的“两大难题”：一是“屯痞”的无休止骚扰已让母亲的神经接近崩溃边缘。无奈母亲只能白天睡觉，夜里竟抱着一把菜刀值更。后来实在是挺不住了，母亲才向左右“吕邢”两门近邻求助得到一位叫“吕三”和被我称为“老邢二姐”的来我家做伴壮胆，才总算让母亲和我们度过了那两百多个恐怖的夜晚。然而，也正是那段夜里经常出现的“鬼上门”日子，才让母亲做下了一直到去世都未能治愈的“顽固性神经衰弱症”病根。此后虽然“掏换”了一个又一个治疗神经衰弱的“偏方”，但终因病根扎得太深，直到1987年61岁的母亲因动迁猝死在一户老邻居家的炕上，都一直未能闭上双眼。二是为吃不饱饭的4个孩子四下讨粮以度生存难关。继父离世后，一家人的口粮每月都有三分之一的缺口。为此，母亲和我用遍了以“瓜菜代”缓解粮荒的各种办法，如“挖苋菜”、“撸榆树钱”、“掺糠麸”等。怎奈因副食匮乏，汤菜无油，几个孩子仍时常饿得夜里直哭。无奈，母亲只能放下自尊，腆着老脸向继父的生前好友安瑞勋、张君、宋二虎求助，以期度过危难。好在上述3人不忘继父旧情，均对我们这个5口之家在最落魄的时候给予了必要帮助，才使一家人最终度过了生存危难。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报答综上4人对我们这个苦难之家的“扶助之恩”，就在母亲等人回归故里后的7年时间里，我仍代表母亲四去大屯喓杭乃；一去长春铁北监狱；三去小岗子村；五去镇赉到保镇向“老邢二姐”及“安瑞勋、张君、宋二虎”等四位恩人表达了深深的谢意。目前，四位恩人中的安力勋、张君、宋二虎已因病故去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扶危济弱的高尚品行却整整影响和感动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是她5姊妹中最具前瞻思维和市场眼光的一个。可以说，她既遗传了外公倔犟坚韧的意志品质，也秉承了外婆灵活圆通的处事方式。母亲有别于一般女性的特质在于：坚韧的性格往往能让她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极强抗压性；而不失灵活圆通的处事方式却又总能让她在百折不挠的“闪转腾挪”中达成所愿。
母亲没有文化，可怜得连自已的名字——“杨素琴”三个字都不会写。正因她饱尝了没有文化的“切肤之痛”，所以她才要求自己的孩子必须要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母亲在立志要把子女培养成“文化人”思想的支配下，不论顶着多么大的压力她都始终如一地模范践行了“舍得一身剐，助儿学文化”的为母之责。在这一点上，我为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十分幸运。庆幸的是她在把人间苦难带给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修成学业和培树起“爱我祖邦，兴我中华”的家国情怀。
1965年，生父的突然病逝使原本幸福之家转瞬沦为“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孤寡贫困家庭。此时，最大的淑峰姐14岁、贵章哥11岁，且全家人没有一分钱进项。按说在这种情况下若母亲自私一点，让子女辍学赚钱补贴家用实属正常。为此，懂事的姐姐和哥哥为替母分忧也都动过弃学挣钱的心思。但母亲坚决反对，并严辞告诫姐姐哥哥：不仅要安心读书，而且还要好好读书。此后，母亲先是在切面铺、菜市场、建筑队打工养家糊口，而后又走街串巷靠理发谋生，楞是凭一己之力让孩子个个吃上饱饭，人人有书可读。当时淑峰姐是毓文中学公认的“才女”；贵章哥和我也都是船营五小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若不是后期“文革”对教育造成的破坏性冲击，我们姐弟3人都是妥妥的大学生。后来在母亲被迫改嫁带着我们三个小的下放去了镇赉以后，淑峰姐和贵章哥均相继去磐石走上了“知青上山下乡之路”。
1973年，继父因患“脑溢血”又突然死在了“走五、七道路”的镇赉县大屯公社腰杭乃大队。这一塌天之祸使原本平静的家庭再次遭至灭顶之灾。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正在就读初中一年的我背着母亲找到腰杭二队沈玉堂队长要求参加队里劳动挣工分。本以为母亲能够支持我的这一做法，没想到当母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却把我好一顿臭骂，硬是把我又撵回了学校。现在看来，当时母亲若支持了我的辍学，那么我的人生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1980年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四个年头。此时贵章哥做为下乡返城知青在吉林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做瓦匠已经上班三年了。钱挣得虽然不多，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是够用的。为了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他已经两次参加高考均因严重偏科未能进线而名落孙山。1980年，在母亲带着老五、老六和妹妹返城后，不甘心失败的贵章哥决定再次报考，做最后一搏。针对兄长的这一动议，当时亲友圈中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认为母亲和弟妹们刚回来，又都没有收入，消停挣个工资得了。再说了，一旦考上谁能供得起你呀？
就在贵章哥还在犹豫考不考问题的时候，又是母亲“一锤定音”，坚决支持贵章哥报考。
要说贵章哥也真争气，在当了三年瓦匠后，他竟在这次高考中一举得中，考入了江城市联合大学中文系大专班。说句实在话，贵章哥能不能读成这次大学，母亲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母亲态度不坚决，哪怕稍微打点“破头楔”的话，那么贵章哥也就只能当他一辈子的“瓦匠”了。
母亲这一辈子共生育了四儿两女。在家庭两度遭至“灭顶之灾”面前，她都始终坚持让儿女读书，不能出现一个中途“辍学”的，切实履行了她对所有儿女许下的“舍得一身剐，助儿学文化”的庄严承诺。
母亲还是一位既能含辛茹苦又不乏灵动市场思维的买卖人。在前面章节，关于母亲从事理发行当的表现我已介绍过了。现在就来看看母亲和三哥老六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是如何做买卖的吧！
这不，我刚陪母亲今晚6点从七商店“轮流站点”，转场到二中3路无轨电车终点站这个“自由售卖点”继续卖“冰棍”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3路无轨电车二中终点站是整个江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当时该区域除分布着江城师范学院、江城空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江城二中、松花江中学、丰南区29中等多所大中院校外。同时该站点还是大长屯地区钢厂、矿山机械厂、拖拉机配件厂、水工机械厂、水泥管厂等10多家国企职工上下班的中转站。故每晚从晚七点到9点，这一区域依然人流如织。别看在这里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冰棍”售卖时间，但却比在江城大街江南段任意一个“轮流点”都卖货。
当我跟母亲蹬着“倒骑驴”赶到二中电车终点站时，先看到了贵章哥正倚着“老飞鸽”自行车驮着的“冰棍箱”在那里“卖冰棍”；随后又看见老六久章也在相隔不远处“撂摊”卖香瓜和李子。见我跟母亲赶过来，贵章哥跟我打过招呼后便走街串巷去“卖冰棍”了。
毫不掩饰地说，来到二中电车终点站后我很兴奋。原因是这里的三拔买卖人都是我们自家人。这跟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形成的商业独家垄断是没有区别的。尤其当我看到母亲的“倒骑驴”一停，一帮下车人立马把冰棍车给围上的场面，我的内心就象喝了蜜一样甜。再看久章那边，他把从果窖上来的香瓜和“大绥河李子”也同样卖得“呼呼”下货……
目睹母亲和兄弟都能以“只争朝夕”和“不辞辛劳”的精神直面人生，我似乎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那个千疮百孔的苦难之家，每个成员都已完成心灵创痛的修复，并形成前所末有的精神合力，奔向新的生活目标。
有鉴于此，我打心里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因为正是这次会议才让祖国大江南北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春）”的商品经济新气象。而我的兴奋与喜悦，也正是因为这次暑假回城让我见证了母亲和兄弟都有幸成为了这波商品经济大潮的“弄潮人”。
“时间”是个很奇妙的概念。对于心境处于喜悦状态下的人来说，时间快得就跟长了翅膀的“飞鸿”似的；而对于心情处于苦闷状态下的人而言，时间又慢得恰似“度日如年”。1981年的暑假，因家中没有让我闹心的人和事，故我的心境始终是无比愉悦的，因而也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长达一个月的暑假还有不到一周就又到了开学之日了。
一天，魁竺姐夫突然约我跟他去一拉溪碾子沟水库挂鱼。一听说去碾子沟我立马来了精神头儿。一则我正想抽空去“朝阳沟”看看三舅和老舅；二则也想去“刘相屯”给生父上上坟，顺带再看看老姨。而“朝阳沟”和“刘相屯”都正好座落在离碾子沟水库上游不远的地方。
翌日一大早，我跟魁竺姐夫带上从陈玉生那里借来的三片“胶丝挂子”，趁着凉快，骑上自行车便朝着百里之外的目的地——碾子沟水库赶去了。仲秋时节的“江长南线”两侧风光美不胜收。目力所及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乡野田园景色：那绿如青纱帐般的是一片片玉米；那看去穗红如火的是一片片高梁；那看似婆挲并泛出金黄的是一町町稻田……，由大自然绘就的五颜六色田园盛景就象一幅油画镶嵌在天地之间。
骑车越过虎牛沟，公路开始进入丘陵区。我俩忽而吃力地伏着身子缓慢爬行，忽而又挺直身子轻松放大坡，心情是那般的轻松畅快。做为省级公路，江长南线公路就建在丘陵与平原的分水岭上。在去往一拉溪公路的左侧，是层峦错落的半山区；在公路的右侧是高低起伏的丘陵和平原。从上世纪的1980年开始，江城农村已尝试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显看出农民在结束了“大锅饭”集体经营模式后，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特别是对庄稼地的莳弄要比“大帮轰”时好上了许多。
大约中午11点半光景，我跟魁竺姐夫在一路经过大绥河、搜登站、长桥子后，便驶进了一拉溪镇镇区。此时，我俩已是汗流浃背，又渴又饿。于是，随便找了家餐馆简单吃了口饭，又喝足了从压井打上来的凉水后便经金屯、过碾子沟，朝所屯奔去……
从一拉溪镇到所屯约有9公里。因沿途经过的是碾子沟水库灌区，故沿路两侧种植的全都是长势喜人的一町町水稻田。一拉溪镇是永吉县下辖的一个乡镇，它东与搜登站接壤，西与岔路河相邻，是永吉县西北部的重要产粮区。40分钟过后，我们就到达了碾子沟水库大坝上的一处观景台。放眼望去，整个库区尽收眼?。宽阔平静的湖面波澜不惊，一群群鸥鸟在湖面上时而徘徊翱翔，时而贴着水皮翻飞。在正对水库大坝前方2000米有一处长满葱郁林木的山头直插库区，它就象一只伏身饮水的蛟龙把库区分成东西两片。做为一个二型水库——碾子沟水库是永吉县的一个重要水利工程。它始建于上世纪1966年，坝身全长1500米，汛期湖水极限面积可达5.2平方公里。我跟魁竺姐夫此行的目的地——“朝阳沟”就座落在水库左侧沟谷的第一岔谷。而我跟魁竺姐夫今晚挂鱼夜宿的三舅家就住在朝阳沟距库区近在咫尺的湖区边沿。
碾子沟水库的水源系由一河一溪汇集而成。其中，左侧山谷纵深宽阔直达10里外的“斗嘴子”，且有一条“西大河”四季向库区注水；右侧山谷进身相对较短，前行3公里终达我陈氏祖宅“刘相屯”，且有一条溪流终年把清澈的山泉水送入碾子沟库区。
“朝阳沟”和“刘相屯”从儿时起就是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因为它既是我的父系和母系一族的发祥地，也是陈杨两族几代人上演过悲欢离合故事的一方故土。毫不夸张地说，我爱这里的每块石头、每棵树木、每寸土地。因为每当我踏上这块土地，我总能找寻到关于陈杨两门在这方山水发生过的一些感人故事……
下午1点半左右，我跟魁竺姐夫就到达了朝阳沟三舅家。考虑到水库白天对“偷挂湖鱼”看得甚严，故只能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去下挂子。见我跟魁竺姐夫大老远从吉林专程赶来挂鱼，三舅和三舅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由于一路奔波实在很累，故决定先睡上一觉，养精蓄锐，以备晚上再实施我们的“挂鱼”计划。
我三舅杨国荣家地处“朝阳沟”一个最佳位置上，是个坐在炕头喝着小酒，就能一览湖光山色的好地方。围绕三间大房的周围是三舅自己开垦的“小片荒”，足有50亩之多，种着各式各样的农作物。既有苞米、谷子、高梁、水稻，也有荞麦、绿豆、小豆等五谷杂粮；既有各式各样蔬菜，也有瓜果梨桃。三舅时年40岁，正值壮年，他继承了外公脾性倔犟，勤劳务实，精于算计，耕作传家的品行。凭着自己独有的“小农意识”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营得特别象样。三舅妈姓李，时年38岁，长得端庄白净，老能干了。在为人处事上和三舅有一个共同点：抠擞。即一贯奉行 “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持家理念。既不求人，也不帮人。很怕侄男外女上门叨扰，蹭吃蹭喝。三舅和三舅妈的过日子方式在兄弟姐妹和侄男外女中一直以来都颇受众亲友诟病，但他俩不管别人怎么“扒扯”，依然我行我素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俩人共生养了2男3女五个孩子。
三舅在杨氏一族“富贵荣华”四个小子中排行老三。身上有大哥杨国富抗美援朝当了兵，后在部队当了一名团职军官，但膝下无子，后把三舅大小子海龙过继给了大舅。二舅杨国贵成人后独去大庆萨尔图跑了“单帮”，婚后生有2儿1女。他跟父母和家人赌气发誓“在外头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乡”。老舅杨国华为人老实憨厚，成婚后带着老姥爷分家单过，但膝下无子，后领养了老舅妈弟弟家的孩子海峰。老舅心地善良、无私，有着不错的“石匠手艺活儿”，一家人跟侄男外女关系处得非常好。是四个舅舅中对我们家帮助最大的一个。原家住朝阳沟，1967年因修碾子沟水库被按库区移民户迁到所屯居住至今。
此外，杨氏一门在四个男孩上头还有五个肩挨肩的姑娘。其中，大姨成婚嫁给了一个张姓石匠生了6女和1儿张延忠。初期住在朝阳沟，后大姨夫病故后搬去了搜登站长桥子居住，1985年病逝；二姨叫啥名已不记得，她嫁给了一个姓赵的石匠，生有2儿2女，初在朝阳沟居住，后二姨病逝后4个子女均随父亲迁去了黑龙江密山居住；三姨是一个“红颜薄命”之人，嫁给我父为妻后，21岁在生我二哥陈富章时不幸难产而死；姐妹中的老四杨素琴就是我的母亲，乳名“芹儿”，后以“续弦”嫁与我父，生有1女4儿，于1987年病逝；姐妹中的老五杨素珍，也就是我老姨，嫁给了刘相屯既精明，又颇有本事的“屯大爷儿”齐万库。生有3男2女，是5姐妹中最有福的一个，于2015年无疾而终。
下午6点光景，三舅妈把晚饭做好了。此时在家的两位婊妹小莲、老丫和表弟海涛都先吃过饭了。我跟魁竺姐夫被叫醒时，三舅妈已把她做的“葱炒鸡蛋”、“酱茄子”、“乱炖湖鱼”、“插板菜”端上了桌子。三舅把“小烧酒”也都倒好了。魁竺姐夫的酒量是不错的，于是他跟三舅爷俩儿便左一盅右一盅地喝了起来。我因酒量不济，喝了一小杯就先吃饭了……
三舅和魁竺姐夫二人喝得相当高兴，直喝到晚上八点半才撤桌。接着，我跟魁竺姐夫拎起挂子便朝水库走去……
仲夏的夜晚，此时天还未完全黑透。走在从朝阳沟去往水库的路上，左手边是一道大岭，翻过岭去就是老舅家居住的所屯；右手边是朝阳沟高大的西山；身后则是林木葱郁的东山。朝阳沟进身仅有1.5公里长，沟谷相对独立，自然生态环境超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整个沟谷还住有30多户人家，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小队建制。1967年因修碾子沟水库才把所住村民整体迁出。但唯独三舅一家，死活不迁，并一直坚持到现在。而后又有侯迁等几户村民看三舅家不迁，所以也都陆续搬回了朝阳沟。
夜晚的碾子沟水库，水面波平浪静，没有一丝风。向空中望去，但见满天繁星闪烁；侧耳倾听，是此起彼伏的一阵阵蛙鸣。我跟魁竺姐夫趁着尚未黑透的夜色找了湖岸边的一片草丛停下来。因为他没少喝酒，我没让他下水。我自恃水性好，三下五除二脱光了衣服，把三片挂子往肩上一搭便朝深水区?去。大约在距离岸边50米处，水已没至脖颈，我开始把三片挂子接好后陆续下到水中。20分钟后，挂子就下完了。看来水库里的鱼真不少，在我下挂子过程中偶尔就有大鱼会撞到我的身上。当我把下完的挂子抓着挂票又往回缕了一遍时，“嚯”已经挂到5条一斤多沉的白鱼，于是我用随身带着的串绳把这5条鱼摘下走回到岸边，并将其“匿”到一处草丛后，才跟姐夫回到三舅家。看得出魁竺姐夫特高兴，就等着明早起完挂子打道回府了。
回到三舅家已是夜里11点。由于下午睡了几个小时，此时没有一点睡意。但魁竺姐夫和三舅很快就鼾声如雷，进入梦乡了……
那一夜，住在三舅家的老宅里。记忆又一次把“朝阳沟”和“刘相屯”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当过关东响马的外公”。我的外公是个既精明又有强烈小农意识的“乡巴佬”。他性格倔犟得要命，只要是自己认准的道，十头牛都拉不回；他干净、利落，喜欢顿顿?上二两“烧刀子”，每天嘴里都“吧嗒”着大烟袋；别看外公是个乡下“土鳖儿”，但他每日的生活却很有规律：首先每天三顿小酒是一顿都不能少的，脸总是红扑扑的，但他不酗酒，不喝埋汰酒，每喝必用非常讲究的锡壶和“牛眼盅”，适量而止。他吃饭特讲求吃相，每歺必端坐桌前，从不哇啦哇啦地大叫。不论是用筷子还是用勺总是轻拿轻放甚是讲究。其次，外公在穿着上绝不穷奢极欲，只求整洁、得体。无论是外出走亲，还是平时居家，黑布长卦都收拾得板板整整，特别是下身绑腿总是扎得紧紧的。再次，外公家规森严。尤其对五女四儿的管教相当到位。他对孩子的礼法教育是从不含糊的，不论男孩女孩都必须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走有走相。每日起居、劳作、吃饭、接人待物、迎来送往都必须严格按家规行事，不得越雷池一步。他吃饭喝酒时谁都不能上桌。他惩罚有过错孩子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用“烟袋锅子刨脑壳”，一刨一个包，让你长记性。
对外公的家史和成长史我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就亲哥俩，而且还知道他们哥俩为混口饭吃还误打误撞地当过几天“响马”。据三舅讲，外公入的是昔阳那疙瘩的“殿臣缕子”。大凡缕子没有不打家劫舍的。据说“殿臣缕子”不同于一般“缕子”的地方是“劫富济贫”，而且还专门打鬼子。但外公哥俩干“缕子”那会儿日本人还没入侵东三省呢。外公参加“殿臣缕子”那暂刚好23岁。是为混口饭吃才入了“缕子”。外公哥俩在“殿臣缕子”只干了3个月就开了小差儿说啥都不干了。原因是大土匪殿臣拿老姥爷不当人看。当时，老姥爷是专门给殿臣伺候马的。由于老姥爷心智不全，一次在喂马时不慎给马吃了带有毒性的草，结果险些把殿臣的“青宗马”给毒死了，好在经过抢救那匹马活了过来，否则老姥爷的命就难保了。但事情发生后，殿臣还是按“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的“缕规”把老姥爷绑在马桩上用马鞭抽了个皮开肉绽。这一幕让外公看见了，他当即决定必须找机会带弟弟逃离虎口。一次，“殿臣缕子”全员出动跟桦甸的一伙“缕子”死克上了。在火拼过程中，聪明的外公瞅了个空当带着弟弟在人堆里装死然后便连夜跑回了朝阳沟。打这以后，外公除立志在家老实务农外，再也不作其他非分之想。经婚后与聪明能干的外婆共同努力，终把自己的小家过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之家”。
——“持家有道的外婆”。在东北民间流传着“女人就是家中风水”的说法。自打外公与外婆成婚后，家里的日子便“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只知道外婆姓“姜”，是把过日子的“好手”。另据我母亲讲，外婆的了不起主要表现在：
其一，是打理本家内部事务的出色“操盘手”。外婆没有文化，但她却深谙居家过日子的“人本原理”。在这方面她先是带头维护外公在家里边的“绝对权威”，通过“立规矩”确立外公在家里家外的“一把手”地位，把“夫为妻纲”理念贯穿于居家理政全过程；其次是注重调整理顺家庭成员内部关系。当时外婆和外公两人在家里家外把一个“黑脸”，一个“红脸”两个角色互动得恰到好处，外公“以规施威”，外婆“以情怀恩”，两人“一刚一柔”、“一张一弛”把家庭内部关系调整得既融洽又和谐。当时心智不全的老姥爷和外公外婆都在一起生活，由于他缺心眼外公总是看不上他，还嫌他太能吃。但外婆却从不歧视老姥爷。在我的记忆里老姥爷脖子上长个3斤多沉的“大肉瘤”，说话还有严重的“口吃”，但是他懂感情、能干活儿。一年四季的衣服，鞋子都是外婆给做的，所以他也最听嫂子的话，嫂子让干啥就干啥，从不顶嘴。
其二，是成功调整外部关系的“外交家”。外婆很注重摆布与亲友、邻里和家中所雇长短工的关系。外婆深知过好自己的日子是离不开亲戚、邻里的相互帮衬的。所以不论哪家亲属有事，她都会主动上门，出手相助。此外，外婆还特别注意处理跟自家长短工的关系。听母亲说，外婆家曾有一个名叫“王焕”的长工，在外婆家一干就是30多年，就连媳妇都是外婆给张罗说的。在外婆眼里，王焕既是长工，但也是家人，除了姓氏不同外，跟自个的儿子几乎没啥区别。一年后，王焕的媳妇生下个小子，但一生下来就患有“硬皮症”，吓得两口子呜呜直哭。见此情景，外婆二话没说抱着孩子就让大舅赶车送到岔路河。后经多日打针吃药治愈了孩子的“硬皮症”。打这以后，王焕俩口子就开始效忠外婆了，而且还把外婆认作了干妈。那个被外婆救过命的男孩长到5岁大的时候我见过他的面，而且还在一起玩耍过。那个孩子非常奇特，长有一双蓝幽幽的有夜视能力的“猫眼”。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既像人，又象猫的怪物。此后，因修碾子沟水库王焕一家就被移民到一拉溪道北的某个屯子，从此便失去那个“猫孩”的一切音讯。后来只知道土改工作队划成分时，一是考虑大舅当兵跨过鸭绿江立有战功；二就是王焕不承认外公外婆对其有剥削压榨事实，才把外公家的成分定为了“上中农”。
其三，外婆深谙人情世故，持家主事“上善若水”。外婆在性格上既刚又柔，能方能圆，她头脑灵光，遇事圆通善变，从不一条道跑到黑。跟外公成婚后，她先是一连生了5个丫头，接着又生了“富贵荣华”4个小子。她对杨氏一族的最大贡献不仅是确保了杨氏一门的“人丁兴旺”，而且还用她的智慧和身体力行影响和教育了自己的9个孩子。常言说得好“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在这方面，其他4个姨娘长啥样我不知道，但我的母亲是绝对遗传了外婆的许多优秀品质。由此可见，外婆“姜氏”就是杨氏一族的“最佳风水”。
——“当过逃兵的大舅”。我大舅名叫杨国富。从外公给四个儿子所起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富贵荣华”就可以看出，他们二老已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完全寄托到四个儿子身上。大舅身材不高，脸型样貌酷似外公，面部皮肤黑里透红。他心地善良，老实忠厚；他上尊父母，下爱姐弟，对家人绝不厚此薄彼，不论谁有困难都肯于出手相助。
爱家、兴家、顾家是深植于大舅骨子里的“生活信条”。抗美援朝战争暴发后，外公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时间就把18岁的大舅送去当了兵。大舅生来胆小，外加长这么大从未离开过家，故在乌拉街三个月的新兵集训过后的一天，他竟因太过想家连夜跑了回来。事情发生后，深明大义的外公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大舅的“逃兵行为”，于是又亲自把大舅送回了乡里的征兵办。
此后，大舅便下连队当了一名高射炮兵，并和战友一道跨过了鸭绿江。听说后来大舅在守护鸭绿江铁路大桥的战斗中和战友密切配合在右耳被震聋的情况下仍准确开炮击落敌机一架，使个人荣立了二等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大舅被保送上了军校，后再回部队从连长做起一直升任到团长。晚年因患“脑血栓”被安排到鞍山市军队干休所，于1992年去逝。我大舅对我家帮助的最大一件事是，1965年父亲突然去世后，大舅正在丰满水电站做高炮连连长。为帮母亲减轻生活压力，大舅花了140元钱给我家买了一台缝纫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母亲的生活压力。
——“视我如己出的老舅妈”。我的老舅妈叫李淑贤，是一拉溪道北汪屯人。跟我老舅杨国华成婚后一直未能生下一儿半女。老舅妈长得不漂亮，但又很受端秀。她慈爱、善良、勤劳、无私、热情、真诚；她为人厚道、低调，待人亲和；人前背后从不蜚短流长，与人一争高下；老舅妈持家有道，极会营造和谐家庭氛围；不论何时去她家，不是很富裕的小家总能被她在一众侄男外女当中，我是老舅妈最“稀罕”的一个。爱是永远骗不了人的。做作的或者经过掩饰的爱是经受不住事实考验的，要不人世间也就不会有“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一说了。老舅妈跟我是有视如己出的“母子”情份的。那份情意通过“领我回娘家被狗咬一事”即可见一斑：
1966年5月，只有7岁还没上小学的我，因在家吃不饱，所以母亲把我和老五、老六一起送到了朝阳沟老舅家。当时老舅和老舅妈带着老姥爷已从三舅那里分家单过，租住的是朝阳沟老郝家有南北两铺炕的东屋。我们哥仨跟老姥爷住在北炕。
一日，老舅妈的弟弟因结婚需要她回去帮着张罗事，所以专门带上我给她作伴。老舅妈的娘家住在一拉溪道北汪屯。我跟老舅妈走了大约5个小时才赶到她的娘家。小时候我就是个既仁义又听话的孩子，到了老舅妈的娘家也是挺受大家喜欢的。所以到了那以后便跟那的孩子满屯子玩起了“捉迷藏”。一次我在当被藏对象时，误打误撞地钻了一家狗窝，结果被从外边回来的狗咬着我的腿象疯了一样把我从狗窝里拖了出来，后来在两个大人的帮助下费了很大劲儿才让狗松了口，结果膝盖部位被狗咬破，血出了一大堆。这时，老舅妈闻讯从屋里跑出来，一把将我抱起便向村里的卫生所跑去……，在路上她就象狗咬了她的心尖一样，一边哭着、一边安慰着我说：“孝章不怕！孝章不哭！咱一会儿就回家！”看得出把她心疼坏了。
在卫生所止血、消毒、包扎了伤口后，老舅妈也顾不得弟弟的婚事了，让娘家弟赶着马车就跑去一拉溪医院打了“破伤风针”，随后就回了朝阳沟的家。而后三个晚上都是老舅妈搂着我睡的，一边喂饭，又一边喂药，俨如亲生母亲一样，让我感受了从未有过的“母爱温暖”。打这以后老舅妈在我心中的形象一下高大起来。有她在我就有了安全感，有她在我就有了无所畏惧的力量。
——“令我由衷敬佩的老姨父”。我老姨杨素珍是杨氏5姊妹中最有福的一个。她老实、善良、厚道、勤奋、低调、热诚。长得跟我母亲有几分相象，圆脸盘、秀丽端庄，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跟我母亲的区别是，不象我母亲那样能说、会说。中国有句老话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老姨这辈子最幸运的是嫁给了一个有真本事的好丈夫——齐万库。老姨婚后为齐氏生了3男2女，且个顶个素质不差，智商不俗。成婚后的老姨，不论世道如何变迁，其生活一直相对幸福、平稳，没有大波大折。这一切均取决于老姨嫁给了刘相屯“鬼才人物”——齐万库。老姨父在我的印象中长得中等身材，面部白晰清瘦，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是一位话语不多，城府极深、精于算计、从不吃亏的乡野高人。他是我父的生前挚交，遇事有主意，鬼点子多；他一辈子锹镐不动，却把自家小日子过得衣食无忧，殷实富足。他在十里八乡人送外号“齐小屁儿”。名字听起来不雅，实则是对他具有真本事的“变向褒奖”。这一辈子老姨父“精”在任何时期都能吃在家“设赌抽水”这碗饭。正因如此，他才做到了让老婆孩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特别是老姨一辈子都“酒不离口，钱不离手”。由此可见，老姨父是一位很有“章程”的“屯大爷儿”。他虽然对我家没有太多的帮助，但我却发自内心地敬佩他老人家。
——“爱耍小钱的叔叔”。我的叔叔名叫陈文，他是我父亲的手足兄弟。长得跟我父陈信颇有几分相似。但论及智慧、口才和办事能力跟我父亲比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叔叔娶媳妇的那会儿还是解放前家业兴盛的时候。十里八乡的好姑娘脑袋都削个尖地往“陈氏豪门”钻，故叔叔也娶到了一门漂亮媳妇。叔叔在陈氏一族排行“十二”，所以我们都管他叫十二叔，管婶子叫十二婶。叔叔和婶子婚后生了2男3女。但至今有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即十二叔和十二婶两人都是百里挑一的长相，但5个孩子不论姑娘小子没有一个长得象爹妈的。一个个球球蛋蛋，拉拉沓沓，连个话都说不明白。土改分家后，十二叔因不会手艺带着老婆孩子继续留在了刘相老屯居住，我们家则去了江城市。十二叔自打单独顶门过日子后，由于生存智慧和能力缺欠，故日子一直过得既紧巴又清苦，动不动就吃穿接不上溜了。每到这时，十二婶就会跑去江城向我父母哭穷请求帮助，若不满足要求就拿离婚威胁我的父亲。无奈，我们家就是不吃不喝也得先可着叔叔家来。更何况有着极强责任感的父亲也不可能置自己手足兄弟于不顾呀！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65年父亲突然去世才算告一段落。
叔叔这个人本事不大，毛病不少。其中最要命的一个“毛病”就是“爱耍钱儿”，且每赌必输。其实在刘相屯居家过日子方面，后来叔叔还真就摸出了一个“赚钱道”：即“养老母猪卖猪崽”和“发展庭院经济种黄烟”，一年四季还不少抓钱儿。然而，由于他改不了“爱赌”的毛病，这边挣，那边又输了。据我老姨父说，我叔广在他开的赌局就输“老鼻子”钱了。屯子里的人都愿找他“看小牌”，说他“讲究从不赖账”。记得1987年我从镇赉调回江城城后，为了帮助叔叔摆脱贫困，我利用职权给68岁的叔叔找了一份打更兼在厕所收费的工作，两年时间挣了近2万元，不仅还清了4000多元的赌债，而且还给万章、树章俩儿子盖了三间红砖房。2000年时，我得知叔叔被本屯一个姓刘的“屯痞”在赌局踢伤摔断了“股骨头”，于是我又前去刘相屯逼着那个“屯痞”把苞米打了卖钱给叔叔看病。时隔不久，叔叔病逝，于是就用“屯痞”卖苞米钱给叔叔送了终。就算替九泉之下的父亲尽了最后一份力。
“…………”
第二天早晨4点钟，我跟魁竺姐夫起来赶去昨日我下挂子的水域起挂子了。我首先看了下那“匿”在水草里的5条白鲢鱼还活着，随后一边往水里走一边高兴地想：今天回到市内全家人又可美美地吃上一顿鱼餐了。然而当我在下挂子处蹚了两个来回仍未寻到挂子踪影时，姐夫也下到水里来了。可是当我俩又一起?了3个来回仍不见踪影时，我们终于泄气了，认为可能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挂了太多的鱼，挂子被鱼裹到深水区去了；二是被水库看鱼人发现给捞去没收了。无奈之下，我跟姐夫只能拎上那5条鲢鱼悻悻然返回三舅家。
清晨6点，我跟魁竺姐夫在三舅家简单吃过早饭后，便带着诅丧的心情匆匆返回了江城市区……
近一个月的暑假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是1981年8月20日在学生登校日那天返回李巴虎小学的。